河南洛阳重点多晶硅企业全面复产

当然，在设立专门的合宪性审查机构，完善宪法监督和宪法解释程序以后，可能会有法律法规或个别国家机关的权力行为因违宪而被改变或撤销，这是法治国家宪法监督制度运行中必然出现的情形，如果没有法律法规或国家权力行为因为违宪而被查纠，那么宪法监督制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转型正义的台湾经验本应当作为民主化的典范加以研究和提炼。事实上，解严及民主化固然由外部的台湾本土化民主运动刺激而加速，但其规范性依据则是1946中华民国宪法及国民党的宪政目标。

两岸关系何去何从，需要理论想象力，也需要历史和时运，是东西文明冲突、国际关系范式冲突和体系性力量冲突的敏感点、前哨位和拉锯平衡线。从区域经济规划来看，台湾的新南向战略在经济地域上被大陆的一带一路完全覆盖，但台湾又不愿意搭乘大陆的经济快车，一切都需要政府和企业白手起家，其政治与经济成本十分高昂。笔者认为对电话门事件带来的稻草效应不必过分解读，特朗普也不可能为台湾提供超过既往框架的安全保护，更不会在台独这样的激进立场上支持台湾而得罪大陆： 其一，特朗普目前属于国务学习与政策试探阶段，尚未实际履行职责，其所有承诺和表态只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特征，不可作为定论。缺失九二共识的再保证，蔡英文政府很难寻找到与大陆继续发展和平关系的宪制性支点，而岛内政治在民进党一党独大和本土分离主义的政治正确作用下，呈现出全力以赴寻求台独的取向。（4）两岸议题结构上开始逐步修正经热政冷的格局，适当提升政治议题的地位。

不过，这又是一柄双刃剑，在台日亲密关系与原住民正义之间，民进党显然会进退失据。如果台湾来北京的述职还不及对美国的述职，此种新朝贡论又新意何在？ 由此，九二共识就成了大陆理解的一国两制的一国内核，这是严格主权思维的，是不能以朝贡思维加以消解虚化的。五、转型正义的异化与台湾民主的文化危机 两岸宪制危机与民进党推行的所谓转型正义之异化与去中国化密切相关。

在日本殖民统治问题上，历史观不可能存在真正的中性化选项，日治貌似中性，其客观效果则是去中国化和重新殖民化，而这已经超出了中华民国宪法下转型正义的极限，触及了宪政体制所严格戒备的外国侵略定性与内部领土分离的底线，有着显然的亲日去中双重效果。我们有所期待但未曾看到蔡英文5·20就职演讲中对两岸关系作出积极的制度性规划，对去中国化进行必要的遏制，维持现状依然是其主导性政策选择。这种政治公共性的生产可以体现在以下相关维度： （1）对外层面：通过共同的国家维权巩固共同体利益，比如两岸联合进行钓鱼岛或南海维权，这是一个界定他者的过程，因而也是一个自我建构的过程。这种节制美德也是衡量民主化过程中转型正义的清算权力是否遭到滥用的重要标准，其严格的测试指标为： 其一，转型正义措施是否以政治和解为直接目的。

两制是指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并行不悖，其具体前途与融合程度留待未来的世代与实践予以解决，在此之前，两岸作为一个主权之下的两个治理体系可以在宪政安排上进行一定的制度区隔，而不必罔顾实际的政治差异而追求激进的政治一体化（无论是民主化还是社会主义化）。转型正义在台湾成为民进党动员民粹力量、制造扭曲史观、压制异党竞争及谋求永续执政的斗争工具而丧失其制度正义性和民主巩固指标意义。

邓小平在对英谈判中已明确予以证明。如果说WTO是经济上的联合国，TPP就相当于经济上的北约。蔡英文政府的这一战略势必给台商和台资造成极大的负担与压力。台湾民主若保持多元活力和理性，最终应当对蔡英文政府的决策调整有所制约和引导。

这一新经济体系相当于WTO的升级和浓缩，建构了一个重新确定经济标准与规则的自由贸易体系，但这一体系对外部国家则构成严重的贸易壁垒。台湾的历史与核心价值观显然不可能仅仅是自由、民主、平等这样一些普适性、通用性的价值，必然还包括中国传统所提供的礼义廉耻、诚信、友善、合作、和解等价值观。两岸关系亟需积极、正面、实在的宪制性关系建构与制度框架想象，而不能在政策行话和利益诱导的低位长期徘徊。在这一思路下，一国两制的台湾版思考并未过时，而宪法一中的接力仍有其正面价值，甚至新朝贡论也是理性学者的心智贡献，而李明辉警告则以有良知文化学者的身份提示了文化台独的政治短视与文化代价。

特朗普似乎给台湾带来了稻草效应，使后者在日益强势的大陆政治压力及变动不居的地缘秩序格局中稍有安慰。转型正义应包含而不是取消对待日本的去殖民化以及客观承认国民党的转型功绩，激发民主政治的节制美德与精英引导民众的责任伦理。

李明辉先生是独立学者，面对大陆新儒家尤其是大陆的政治儒学兴起对港台新儒家之学术与政治传统的结构性挑战，曾挺身而出捍卫台湾学统和道路。冷对大陆市场和虚提南向战略，是政治利益优先的经济决策，其弊端和困境势必日益显现，蔡英文政府届时将不得不根据企业及民众意愿而做出调整。

这是一种典型的潘恩式政治激进主义思维，是法兰西式的广场运动激情，将对台湾的政治与文化秩序造成严重破坏。在政治权力的放任之下，台湾课纲改革已显示出弱化中国史观、美化殖民史观的倾向，不去认真讲述千年的中国史，反而高度重视50年的日本殖民史，弱化中国史的主体史地位，处理上基本不提日殖，反复徘徊在日据和日治之间。四年前，马英九先生在就职演说中充分展现了台湾民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优势，展现了中华民国对传统文化的文化代表权和领导权。另一边是面向中国大陆的朝贡义务国形象。台湾民主及其政党政治未能凝聚起一种必要的精英共识，未能形成一种诉诸理性和商谈的公共政治文化。主权带来了国际体系的和平稳定，也制造了人为的观念陷阱。

不当党产处分由对立性且完全执政的民进党主导、以行政方式开展，很难保证公正性。这可称为李明辉警告，是台湾知识分子的良知体现，是对民粹加持民主的文化激进主义的有力批判。

石教授已尝试进入这片地域，尽管还颇为粗线条和纠结丛生难以服人。民主内含和平、和解与相互承认的规范性因素。

马英九先生在2012年总统连任胜选演讲中对台湾文化之中国属性与混合特征进行了精彩论述，表达的是一个厚重的台湾所承载的文明构成与系属。随着转型正义从纲领向具体操作的展开，本土派内部之亲日精英派和原住民大众派会在日本殖民历史问题上产生重大分歧。

不妨将一国两区的平等融合的诉求与一国两制的弹性化的处理并合起来，称之为一国两区两制。文化台独以政治凌驾文化，将塑造出一个单薄的台湾。（二）新南向替代撞车一带一路 蔡英文就职演说与施政规划的一个重点是经济自主性的建构。因此，我们如何透过转型正义的表象而认知其实质与后果，是研究当前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课题。

激活朝贡体系面临着中美不断升级的体系性竞争，台湾必然两相嫌怨，坐立不安，双向忠诚与独立私心矛盾夹杂，非其民主、民意、民力可予消解安顿。古典秩序变动，常常按照城头变幻大王旗和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方式展开，是残酷和血腥的你死我活与斩草除根。

台湾之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甚至大陆知识分子垂青，不仅仅是其实现了民主转型与巩固，还因为其实现了儒家传统文化与自由主义的价值和解与政治共存，体现了一种优良的保守改良主义转型风格。（一）转型正义的节制美德 转型正义是一种反建制的民主化运动，是新秩序的承担者对旧秩序权威的历史与道德批判，但这种批判不是严格的清算和打压，不是复制或加码旧秩序权威的伤害模式，而是以严格的政治和解为目的，以节制性的真相确认与有限问责为边界。

台湾文化的独特吸引力不在于其本土文化，而在于秉持文化开放性而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西方现代文明完美结合，其人文力量与科技文明概源于此。蔡英文在续推转型正义之余也逐渐显露出政治报复和谋求稳固的台独基础及执政永续性的意图，有矫枉过正、危害台湾民主多元性与竞争性之嫌。

转型正义虽有历史民意的合理性基础，但以掩护文化台独和谋求永续执政为实质动机，已经背离了这一民主化标准动作的初衷和正义性，演变成台湾民主政治多数暴政的恶的先例。尽管如此，自二二八事件起，国民党在《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建构的训政体制下毕竟对台湾社会与人民造成了一定的政治压迫和伤害。台湾民主化不是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或暴力革命完成的，而是执政党主动自我革命及接受民主宪政框架，蒋经国在其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被誉为以专制结束专制的转型领导者。第四，大陆政治文化与体制虽与台湾民主政治有别，但亦经过了现代主权思维的严密驯化和改造，同时不断受到外部安全或领土争端事项的刺激和强化，在政治思维上无法回到旧有朝贡体系之中，无法从容激活朝贡关系，其最大政治尺度为主权唯一（面子）和治权多元（里子），国际身份灵活处理，但所有特殊安排的前提必须是作为一的主权得到确认和保障。

如今，民进党政府废除微调课纲，放任文化台独，消解中国认同与历史记忆，这一取向酷似大陆曾经的文革，一种过度自负下的文化激进主义。不过，这一新南向经济战略可能面临严峻的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与大陆主导的一带一路战略撞车。

南非的转型正义与批判和清理种族主义密切相关。蔡英文政府简单利用而不是理性引导民意流向，未必在整体上对台湾民主有利。

以中国和世界观台湾，可进入一片政治思维的全新开阔地。以去殖民化标准来看，日殖属于正统中国史观，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而被日本殖民之历史与事实是日本整体侵华史的一部分，不可割裂，但这种史观为大陆及早期国民党所持有，在台湾本土化及早期转型正义中逐渐模糊化。